2025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的民盟、民進、教育界委員時強調：“新時代新征程，必須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對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強化教育對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進一步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生動局面。”這一重要論述不僅揭示了教育強國建設的核心邏輯，更闡明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的系統整合本質上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歷史辯證法，是生產關系適應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必然選擇。當前，全球創新版圖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中加速重構，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呈現指數級疊加效應，迫切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系統觀破解教育鏈、創新鏈、人才鏈的協同問題。唯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性方法論，在要素重組中催生“新質生產力”的指數效應，在范式變革中塑造發展動能的結構性躍遷，方能贏得戰略主動。
科技創新：新質生產力生成的矛盾運動起點
科技創新作為矛盾運動的否定性力量，通過對傳統生產方式的辯證揚棄，持續重構著生產力諸要素的質態組合。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運動下，新質生產力的本質特征體現為勞動者知識結構的革命性更新、勞動資料智能化的范式躍遷以及勞動對象譜系的戰略性拓展。當前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為代表的顛覆性技術集群，正通過三重路徑重塑生產函數：其一，驅動生產要素從線性疊加轉向非線性聚合；其二，催化產業形態從機械組合轉向有機共生；其三，推動價值創造從規模擴張轉向質效倍增。這種由科技創新引發的“技術—經濟范式”轉換，本質上是對舊有生產力系統的辯證否定與創造性超越。
教育、科技、人才作為矛盾統一體的三個向度，其協同效能直接決定著科技創新勢能的轉化效率。以系統論思維觀之：教育系統通過知識再生產培育新型勞動者，科技系統借助范式革命鍛造先進勞動資料，人才體系依托制度創新拓展勞動對象邊界。在醫學教育領域，這種系統整合的實踐效能尤為凸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醫學教育作為健康中國建設的戰略支點，正通過“臨床-科研-產業”協同創新模式重塑醫療健康領域的新質生產力生成機制。其一，醫學教育體系在全員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中構建起以復合型人才培養范式，使醫學生既掌握現代診療技術，又具備破解“卡脖子”難題的創新素養，為生物醫藥產業輸送具備轉化醫學思維的新型勞動者。其二，依托國家醫學中心、重點實驗室等戰略科技力量，醫學教育機構正成為先進醫療技術策源地，其以臨床問題為導向的科研范式打破了傳統基礎研究與臨床應用的時空壁壘，縮短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周期。其三，通過“新醫科”建設推動醫學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立醫工交叉、醫理融合的學科生態系統，將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深度嵌入診療技術研發鏈條，催生智慧醫療、精準醫學等新業態。這種深度耦合，印證了醫學教育在培育健康生產力、守護全民健康福祉中的戰略性支撐作用。
產業創新：新質生產力躍遷的價值實現中介
產業創新作為新質生產力的躍遷中介，承擔著雙重歷史使命：既是對傳統產業形態的辯證揚棄，又是對科技創新成果的價值確證，本質上構成了教育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協同進化場域。當代產業創新呈現的“基礎研究→應用開發→商業迭代”螺旋，本質上映射著教育系統知識生產范式的革命性轉變。正如恩格斯所言：“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教育強國建設必須突破傳統“象牙塔”式的知識生產模式，通過“技術—產業”適配度的持續優化，構建科技革命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中介橋梁，在產業創新的否定之否定運動中重構教育實踐。
產業創新既是科技革命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物質載體，又是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能動性實踐。在資本循環理論框架下，產業創新實質是打通“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轉化梗阻的關鍵環節，通過建立“研發投入-價值增殖-再投資擴張”的良性循環，實現科技創新成果的價值對象化，本質上反映了價值增殖過程中“技術—產業”適配度的動態調整要求。當代產業創新已突破傳統線性傳導模式，演化為“基礎研究突破→應用場景開發→商業模式迭代”的螺旋式上升系統。在此過程中，產業創新通過重構生產要素組合方式、變革價值創造路徑，實現科技創新的價值對象化。這種轉化并非簡單技術移植，而是以生產關系調適為條件的社會化大生產重組。
當前制約教育系統支撐產業創新的核心矛盾，在于教育供給側的“知識生產慣性”與產業需求側的“技術迭代加速度”之間的非對稱發展，具體表現為：其一，知識傳授的穩定性與產業變革的顛覆性矛盾。其二，人才培養的長周期與產業躍遷的緊迫性矛盾。其三，教育評估的學術導向與產業創新的市場導向矛盾。破解上述矛盾需構建“教育鏈—創新鏈—產業鏈”的系統集成機制，通過“雙一流學科（教育系統）—大科學設施（創新系統）—生物醫藥集群（產業系統）”的三螺旋結構，推動教育場域的知識勢能向產業動能轉化，產業實踐又進一步實現教育反哺，為教育強國建設提供了生產關系調適的實踐進路。
產業創新作為新質生產力的價值實現中介，在教育強國的理論建構中具有雙重歷史方位：既是教育系統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檢驗標準，又是教育生產關系適應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自我革命動力。這種辯證關系深刻體現了教育現代化發展要求——當教育體系能夠通過產業創新持續完成“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時代答卷時，教育強國才能真正成為驅動民族復興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
系統整合：新質生產力釋放的協同演化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他所在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路徑。抓科技創新，要著眼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實際上是“對象化知識”與“活勞動實踐”在教育系統中的歷史性合題。這種協同演化在當代中國的教育強國實踐中，具體展開為：在要素配置層面，建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開發”的知識流動閉環；在主體協同層面，形成“國家戰略導向—市場需求牽引—創新主體聯動”的動力傳導機制；在空間布局層面，構建“創新極核輻射—產業集群共生—區域協同發展”的生態網絡體系。在此過程中，教育強國建設通過知識生產、人力資本積累和智力資源優化配置，成為新質生產力釋放的核心動能。
第一，突破傳統線性知識傳遞模式，構建“教育鏈—創新鏈—產業鏈”知識閉環。在醫學教育領域具象化為“教育實踐—技術創新—產業革命”的螺旋運動發展范式。首先，臨床醫學創新鏈承載著破解技術壁壘的歷史使命，通過教育系統對醫療實踐的理論反哺，實現認知范式與治療手段的協同進化，開辟新質生產力發展路徑。其次，醫工交叉人才鏈作為生產要素質態躍升的物質載體，在數字時代的結構性變革中重塑生產要素質態，培育具有“臨床洞察—技術研發—產業轉化”三維素養的復合型勞動者。最后，平臺聚合學科鏈則構成產業生態重構的實踐場域，以平臺聚合學科鏈重構產業生態格局。通過建設國家級醫學協同創新中心等新型組織形態，將原本孤立的學科知識在“基礎研究平臺—臨床驗證平臺—產業轉化平臺”的三維空間內實現再整合。三鏈融合的協同效應深層次地反映著教育系統從知識傳遞機構向生產力策源地的歷史性轉變，本質上是社會化大生產規律在教育領域的當代顯現。通過打破學科壁壘、制度藩籬與空間阻隔，重構知識生產范式，產教融合促進知識價值轉化，使分散的生產要素在系統整合中產生“1+1>2”的協同效應，最終實現新質生產力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
第二，深化主體協同，構建“政府—企業—高校”三位一體的動力傳導機制。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主導的科技創新體系中，資本增殖邏輯通過產權分割、利益異化與競爭異化三重機制，往往導致政府、企業、高校等創新主體陷入結構性對立矛盾中。例如，企業在追求最大化利潤的過程中傾向于構筑專利護城河，以此保護自身技術優勢并防止競爭對手模仿，這種做法雖然有助于短期內提升市場競爭力，但同時也造成了技術壁壘，限制了知識的自由流動和技術進步的整體速度。此外，由于企業通常更加關注短期市場回報，這與高校科研長期的知識積累和基礎研究形成了顯著張力，公共性知識在資本邏輯下異化為排他性的私權，阻礙了科技成果的社會化應用。要破解上述問題，需要摒棄傳統的主客二元對立思維，將政府、企業、高校視為平等交往的“對象性主體”，重構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主體間性關系。這意味著，在實踐中，不僅要強調各主體間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更要重視它們之間的互動與合作。具體來說，政府應扮演好宏觀調控者角色，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框架，確保不同主體的利益得到平衡；企業則需轉變經營理念，從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轉向兼顧社會責任，積極投入到具有長遠意義的研發項目中；高校要打破傳統學術圍墻，加強與社會各界的合作交流，特別是要注重產學研結合的實際效果。這種三位一體的動力傳導機制，既是馬克思主義“生產—交往”辯證法的當代實踐，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超越西方創新范式的制度性突破。它不僅強調了各主體間的相互依存關系，還突出了通過優化資源配置來實現整體效益的最大化。唯有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性框架下重構主體間性關系，才能激活教育鏈、創新鏈、人才鏈的協同聚變，最終實現新質生產力的指數級釋放。
第三，優化空間布局，打造“區域創新體系—產業集群—國際開放合作”的多層次網絡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形成了中心與邊緣的結構性對抗，這種結構導致發展中國家處于依附地位。這種空間異化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將地理不平衡固化為技術代差的再生產過程。然而，中國式現代化創造性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空間生產理論，以教育強國建設為杠桿，推動一場涉及三重維度的空間革命。首先，從“單極虹吸”到“多極共生”區域創新體系轉變，旨在打破傳統上由少數發達地區主導科技創新的局面，促進全國范圍內的均衡發展。這不僅意味著要在不同地域建立多個具有競爭力的創新中心，還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有效促進知識流動和技術擴散的網絡結構。例如，國家可以通過設立跨區域的合作項目、共享科研設施等方式，增強各地之間的協作，形成互補優勢，共同提升創新能力。其次，從“地理集聚”到“生態自組織”的產業集群轉型，則強調在地理位置接近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產業內部及之間的有機聯系與自我調節能力。這意味著不僅要重視物理空間上的集中，更要關注如何通過政策引導、市場機制等手段促進企業間的信息交流、資源共享以及協同創新。最后，實現從“技術依附”到“規則共塑”的國際開放合作升級，要求我們在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中，不僅僅滿足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更要努力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參與制定相關標準和規則。這就需要我們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培養一批具備國際視野和專業技能的人才隊伍，并通過多種方式深化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以教育現代化為戰略支點，通過推動知識生產方式的范式轉換、科技創新的制度重構與人力資本積累的生態再造以形成歷史合力，實現空間生產關系的革命性調整和多層次網絡生態的實踐突破。這意味著新時代的中國正從空間規訓的客體轉變為空間生產的革命性主體，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教育維度的解題方案。（作者：趙醒村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醫科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