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片面理解、泛化和濫用“新常態”
“新常態”是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所出現的階段性新特征的一種理論概括，并不涉及任何其他領域的內容。一些人卻有意無意地將這一概念進行泛化甚至濫用，把這一概念幾乎變成了一個“筐”，什么東西都往里面裝。
“新常態”是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所出現的階段性新特征的一種理論概括，并不涉及任何其他領域的內容。一些人卻有意無意地將這一概念進行泛化甚至濫用，把這一概念幾乎變成了一個“筐”，什么東西都往里面裝。
迄今為止，我們對于互聯網本身的理解可能還處在一種相當膚淺的水平上，由此對于互聯網的管理，總體上還處在一種相對尷尬的境地上。
中國-東盟關系的方向已經明確，道路已經開辟。中國支持并相信東盟共同體將在團結、平等、合作共贏等基礎上建成。這一進程有利于亞洲經濟的一體化，有利于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有利于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及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培養以市場需求、勞動就業為導向的實用型、技能型人才，是當前人力資源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
官員霸道，實則是不可理喻的權力霸道。
八成多受訪者對官員霸道現象非常反感，干部和普通民眾所反感的“霸道”現象有所不同。
十八大以來，在中央高壓反腐、從嚴治黨的大背景下，干部作風有了明顯改善。然而，仍有一些干部我行我素，以“官老爺”自居，處處表現出霸道的姿態。
霸道官員只準他們給別人立規矩，不準別人跟他們講規則；只準他們對別人發號施令，不準別人和他們講道理。
霸道習氣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單個腐敗官員顯示“霸道”做派，那是屬于偶發性的個人現象。
哪朝哪代都不缺乏霸道官員。他們在一個部門或地區稱 王稱霸，儼然“土皇帝”。致使所在部門或地區萬馬齊喑，唯唯諾諾、阿諛奉承之風盛行。
權力的能量體現為兩個對立的方面，要么是建設性的，能為社會帶來秩序；要么是破壞性的，能致人腐敗和墮落。權力不受約束和規范，極有可能就會變得蠻橫霸道，肆意妄為。
作為政治生態的組成部分，官場生態正在政治生態的轉換中形成新的秩序。群眾路線、強力反腐、依法治國等政治生態的變化，直接引發了中國官場導向人民性、官場環境廉潔度、官場規則法治化等一系列變化。一種更加強調人民性，更廉潔，更強調法治的官場秩序正在形成。
衡量國家和政府治理能力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公款管理能力，這些能力受到一組基本的公共價值觀的約束和引導。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旨，就是將這組價值觀融入現代財政制度建構中。
習總書記的綜合性經濟戰略思想是圍繞“如何形成一種良性循環的制度結構和政策安排，使民富國強能夠在一種互動過程中得以統一實現”這一核心問題展開。
“四個全面”作為黨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既注重了頂層設計與總體謀劃，牽住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的“牛鼻子”，又適應了我們正在進行的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在互聯網大數據時代，創新已經不僅僅是個人和企業能否成功的關鍵，還關系到結構調整、經濟轉型能否取得成效，最終關系到國家、民族能否在新的歷史潮流中取得競爭優勢，這種影響比過去的任何一場革命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展望未來，穩健崛起的中國將傳承義利兼顧、德力俱足、剛柔并濟的“務實王道”，以陸海“一帶一路”建設、亞非互聯互通和亞投行等為抓手，重點攜手周邊及發展中國家，弘揚萬隆精神，共同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動塑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
巡視制度在反腐工作中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如果能將巡視制度和選賢任能相結合，將干部選拔適度“嵌入”到巡視工作中，對于提高我黨的政治廉潔性、制度全面性、選賢任能有效性都有無可比擬的作用。“巡”出好干部，關鍵在于創新干部選拔任用模式。
新加坡對于貪腐懲處的嚴厲，并不表現在重罪重罰，而是表現在輕罪重罰。可以這樣說，新加坡之所以少有貪腐現象，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對很小的貪腐處以相對很重的懲罰，也就是對腐敗零容忍，從而避免了“小洞不補，大洞吃苦”的惡果。
歷朝歷代在限制家族式特殊利益集團的膨脹和發展的過程中采取了許多有針對性的措施和制度。